自1936年秋开始，侵华日军不断向苏联挑衅，并连续举行对苏军事演习。
苏方一直想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情报，而这项重大任务仅靠派遣的俄侨谍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借助东北抗日联军的帮助。
牡丹江流域是日本人非常想得到的地方，江两岸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黄金、原煤、粮食等战略物资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其地理位置紧扼东北亚咽喉地段，既是东北亚的抗日战略要地，也是中国东北地区的边陲屏障。
所以，日本人把牡丹江定位为“东满”核心军事地区，从侵占之日起，就把牡丹江的城市规模布局，按照日本城市风格进行设计，打算把牡丹江建设成“东满盛京”，把这里当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和侵略中国东三省和内地的战略基地。
因此，日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精锐的关东军和准军事组织的开拓团；同时修建了许多机场、铁路和军用干线。
从1939年夏天，苏联远东红军对抗联的态度突然由较为冷淡转而变得热情起来，并希望共同联合抗日。
其原因是，德国法西斯于这年夏开始进攻波兰，苏军西线吃紧。
为避免东，西两面作战，需要同战斗在中国抗日前线的东北抗联协同合作，以稳定东方战线。
当诺门坎事件正在激烈进行期间，远东军把已关押一年多的赵尚志、戴洪斌等抗联领导人释放并派回东北，希望他们在东北加强抗日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
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其他领导人周保中等对远东军派遣赵尚志回东北执行任务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远东红军干预东北游击运动。
赵尚志以“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向各部队下达指令的行为是非组织行为。
这年秋，北满省委特派冯仲云请求远东红军帮助他们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听赵尚志下落到达伯力。
受远东军派遣回东北的赵尚志因在汤原一带战斗失利再次退入苏境也来到伯力，他要求远东军方面帮助解决他已被北满省委开除的党籍问题。
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远东军区代理总司令斯维扬可夫，远东军区内务部部长别林斯基最初提出一个力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抗日游击队与中共分开的提案，遭到冯仲云等人的坚决反对，表示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体统一性”。
为此，双方商定，建立苏联边疆党，远东军对抗联的工作实施指导与援助，指定别林斯基作为联共边疆委员会和远东红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与抗联保持联系。
伯力驻军代表还表示愿意帮助抗联及东北党组织同国内延安，重庆，昆明联系，尽快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
二．
远东军向冯仲云提出了这个问题，冯认为解决赵尚志党籍问题，应该请周保中来伯力，以便同时商讨有关吉东，北满两省委的关系问题以及同远东红军的合作问题。
在远东红军支持下，先后三次派交通员请周保中等到达伯力。
1940年3月的一天上午，位于远东边疆区伯力城的远东边防军司令部迎来了几位中国客人，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李唯等。
在城郊的一座白桦别墅里，他们与远东边疆区党委和远东军负责同志再次举行了会谈，讨论与苏联远东军建立联系及相互合作问题。
会议开始后，周保中向苏共远东边疆区负责人别林斯基通报了抗日联军面临的困难，请苏方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上，考虑东北抗联转移到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建立野营地，进行军事训练和阶段性休整。
此时的别林斯基已经担任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还是苏共远东边疆区党的负责人。
北满、吉东两省委的抗联领导人在远东军代表参加下，顺利地通过《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新提纲草案》。随即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具体讨论抗联同远东红军的关系问题。
但由于后来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各项议案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周保中，李唯领导的第二路军一面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一面履行对远东红军的承诺。
他们把获得的日军情报向远东红军发送。
仅第二路军从4月至这年11月，共向远东红军发送敌情情报近百件。
抗联各部也通过地下交通向远东军伯力方面频繁地报告情况。
同抗联的热情相比，远东红军显得较为冷淡，他们对抗日联军的军用物资需要一直是无动于衷。
处在困境中的抗日联军迫切需要远东红军支援粮食，食盐，冬装等等。
远东红军对抗日联军的支援只限于为提供情报所需的军用电话，电报机，蓄电池和少量伪币。
抗联最需要的粮食，食盐等远东军一直置之不理。
对于周保中抗联负责人的数十次电报催请，远东红军根本没有回音。
当抗联各路军领导人在伯力集合时，遂召开了吉东、北满、南满各省委负责人会议，通过认真讨论，形成了《政治问题讨论案》等各项议案。
拒绝了远东红军方面支持的由“别林斯基同志来公开的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抗日游击运动”的主张，进一步共同确认了抗联接受远东红军临时的必要的合作工作关系。
会后，与会东北党组织和周保中，李唯等抗联领导人迅速返回东北，传达贯彻伯力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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